即《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制对象是那些以食用目的购买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主体，未出资购买的纯粹食用者并不在其列，无需承担该法规定的相关法律责任。
拒绝验视的，不予收寄。其一，通话的内容数据和元数据之重要性不相上下，因为关于某人何时、何地、以何种频率与时长与何人通话的元数据，跟内容数据一样，都能透露通话活动和通话者的重要信息及生活隐私。
内容说主张只有对通信内容的审查才是检查，理由是八二宪法英文版中该词被译为censor[78]以及2000年《电信条例》第66条将检查明确为对电信内容进行检查。[41]可见，时至今日，通信的语义已大大扩展。至此，从书信到通信通电再到通讯，宪法通信权的内涵不断扩大，顺应了通讯方式变化。二是干预列举模式，即宪法明确列举合法的干预，同时禁止除此以外的非法侵犯。例如城管呼死你和网络服务商秘密监控公民发送信息之主要目的并非刺探公民私密信息或侵扰公民私人生活安宁，而是截断通信渠道、审查通信内容，故应适用通信权而非隐私权。
[13]但这无法解释为何五四宪法初稿最早使用通讯，而不直接承袭俄制。所谓录音就是在当事人不知情时记录对话。这些回应是否真正解决了矛盾或形成了共识？可以观察两种典型的回应思路：（1）澄清具体化的所指。
只有深入追溯这三种宪法逻辑的缘起，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宪法及其与部门法关系的诸多矛盾何以发生。[39]在宪法学界，张千帆也认为纲领条款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理想或政策取向，在法律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似乎纲领条款不该写入宪法，否则就是误用宪法。三江并流的思路建构，参考了施米特（Carl Schmitt）对1919年《魏玛宪法》、1918年《苏俄宪法》、19世纪资本主义宪法之同为宪法的处理。[4] 参见李海平：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1076页。
如前所言，母法是理解社会中国宪法最为重要的前理解。因而公法作为一种内容属性，不仅对于一阶/二阶的本质讨论是不必要的，更有可能是误导性的。
[53]此时的毛泽东即认为：1918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就有纲领性的。另一方面，也需要人的尊严这种根本规范，作为国家权力扩张的目的性约束。在他看来，宪法有着最高法与公法的一体两面。综上所言，宪法学界的初步回应思路，与其说真正解决了矛盾或取得了真正的共识，毋宁说是进一步彰显了矛盾的零和：宪法要么是二阶规则，要么是一阶规则。
早在奥斯丁（John Austin）创立分析法学时，他正是基于较为自然地观察法律的客观存在的科学思维，展开了对自然法学传统的批判。易言之，宪法与部门法的不同，是本质层面的冰炭不能同器。我们应当首先尊重实定宪法明确记载的文本。[94]如果说母法是宪法内容扩张的发动机，根本法则是内敛性的刹车，两者协调，一方面可以避免部门法内容无限制地涌入宪法，另一方面则筛选出部门法中的根本内容，并将之纳入宪法。
[15] 在国内法理学界，这对概念亦被译为第一性/第二性初级/次级等。[8]谓其对我国宪法的理论与实践有着动摇根本的颠覆潜质，当非危言耸听。
[51] 参见翟国强，见前注48，第155页。简言之：宪法肯定不能是母法，至于它是否是公法，完全不重要。
（二）宪法学界的回应是否解决了矛盾？面对上述釜底抽薪式的质疑，宪法学界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二阶共识是根本的，因为正是这些最稳固的二阶共识，而非关于具体事务的、常存分歧的一阶共识，决定了共同体之为共同体，而非一群人的偶然联合。[3]在宪法学内部，李海平反思了客观价值秩序背后母法宪法观的理论缺陷，[4]姜峰、翟小波不约而同地批判了言必称宪法的全能宪法观全面宪法观是对立宪与立法的混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指出：任何学科皆有其基本概念，例如，物理学中的时间、空间，生物学中的生命，社会学中的社会……宪法之于宪法学，亦应作如是观。如此一来，宪法学就成了一种类似病理学的自然科学。[21]（2）二阶论亦消解了公法，至少使它对于宪法、部门法关系的讨论不再重要。
[70] 陈景辉认为，如此才能使民主政治和法治原则在同一套系统中共存，既各司其职，又互相支持。[37]在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上，《物权法》合宪性之争印证了上述判断。
王理万：制度性权利：论宪法总纲与基本权利的交互模式，《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35页。《宪法》文本之外，也有一些并未出现在正式文本中的语言概念，同样构成了宪法语言的一部分，如单一制法律保留等。
明确采用该逻辑的司法实践，参见美国民权系列案，Civil Rights Cases, 109 U.S. 3, 20 (1883).[87] 海德格尔，见前注9，第213-218页。既然作为纲领，自然要以一种积极姿态引领立法不断发扬，而不只不抵触就够。
（二）母法的逻辑：积极繁衍的社会主义纲领当下论战中，母法首当其冲受到了两面夹击，是争议的中心。[56]其中，总纲是整部宪法的统摄，宪法其它部分（尤其是基本权利）是总纲的延伸。[18]在法律世界中，二阶规则是一阶规则的基础。[49]比如1940年，毛泽东曾认为宪法是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即鲜明地体现了此种宪法观。
[32]总之，人们一旦要主张宪法是某一种东西，就要否定它是矛盾的另一种东西。[62] 参见郑贤君：作为宪法实施法的民法——兼议龙卫球教授所谓的‘民法典制定的宪法陷阱，《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3页。
[92]这也解释了为何基本民事制度不属于地方立法范围，倘若地方性立法对《民法典》解法典化，这不仅是民法问题，更是宪法问题。在此意义上，我国宪法所保障的一切自由既是消极的（对公民而言），又是积极的（对国家而言）。
张翔集中总结了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2]奠基于这样一种广为接受的宪法形象之上：宪法仿佛是一个辐照八方的光源，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所有部门法生活的展开。[93] William N. Eskridge, Gadamer/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90, No. 3, 1990, p. 679.[94] Civil Rights Cases, 109 U.S. 3, 22 (1883).[95]参见王锡锌：数治与法治：数字行政的法治约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6期，第25-26页。
[69]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力图克服政治宪法学那种决断背后的意志论糟粕，拒绝元规则领域无法可依，而把它替换成了更稳定、更清晰的二阶规则或结构性规则。当保障自由逻辑无法构成国家权力运作的限制性目的，甚至被结构性地忽视时，母法越是偏颇地繁衍增殖，与自由保障的公法逻辑冲突就越是严重。比如，人们可能会认为：宪法本质上就是限权宪法，而母法则是受前苏联维辛斯基等人宪法理论影响模糊了公民对峙国家的宪法秩序结构，是一种应当抛弃的错误理解。二阶本质的宪法，无论在立法、释法抑或其它阶段，都无法跨越本质鸿沟去处理部门法的一阶问题。
但在这里，笔者只想从自由保障法这个角度入手。比如《宪法》第22条文物保护条款，看似并不根本，只是普通事务。
即使它有种种不足，批评也应该是尊重前理解的对话，而非彻底否认它。参见施米特，见前注34，第59-60页。
注释:[1] BVerfGE 7, 198 ff.[2] 参见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26页。[24]但无论如何，这是我国学界对具体化一词的一种重要理解。
